【講座回顧】游牧民族如何參與中國歷史之創造

前段時間,新傳網編輯受邀參加由團結香港基金中華學社主辦的「中國360度透視」系列講座第三場「游牧民族如何參與中國歷史之創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羅新教授專程來到香港浸會大學,為大家講解他在中國古代邊疆民族史領域的研究成果。

長期以來,漢族以外的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國史書中扮演著侵擾者、破壞者等反面角色,因此我們很多人都將中國歷史理解為中原文化在抗擊邊疆少數民族入侵的過程中建設發展起來的漢族歷史。實際上,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錯誤的歷史認識和歷史論述。

「官修正史」與民族國家史學
許多人認為「中國歷史是世界主要古代歷史中獨一無二的幾千年連續不斷的歷史」,這已經是非學術的、不正確的表達。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華文明是連續數千年在官方欽定的情況下書寫歷史的文明,這在世界上並不多見。

羅新教授用這張圖片來說明,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有「官修正史」的國家行為,此時在場聽眾發出了一陣會心的笑聲。

歷代中國政府都認為官方書寫的歷史是唯一的歷史,此外的大多數歷史資料被排擠到邊緣,甚至隨著時間而散佚。這種官方歷史的立場與如今歷史學應當持有的立場有很大差距。身為當代人,我們應當看到真實歷史與歷史敘述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歷史敘述本就是一場無止無休的競爭,在過去的時間裡,無權力者的敘述總是被有權力者所壓倒。中國歷史是所有古代人民共同創造的,但是這些平等地參與了歷史的人群,卻被不平等地敘述。到了近代,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實體在國際秩序中出現,世界各地的職業歷史學被民族國家史觀重新塑造,王朝史向國家史轉變,敘述待遇的不平等愈演愈烈,這種學術框架直到近幾十年才遭遇挑戰。作為科學(Wissenschaft)的現代歷史學正面臨著一個問題:歷史學如何實現自我救贖?首要任務便是,通過邊緣人群的再發現,走出「民族-國家史觀」。而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其中一個邊緣人群就是與華夏文明相對的游牧民族。

何謂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不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全部。創造華夏文明的漢語人群非常年輕,大概出現於五千年之前,起初規模非常小,就像點綴在古代各族汪洋中的孤島。這些人群逐漸聚集起來,依靠軍事手段控制了越來越多的非華夏地區,然後在這些地區開展華夏化運動。華夏文明的成長和擴張,最終逆轉了孤島與海洋的關係,並率先在亞洲東部孕育出對周邊各語言各人群的發展優勢,尤其是可怕的政治優勢。我們以為在遠古時期漢人已經遍布天下,其實這是漸變的複雜過程,是本身混合著文明與野蠻、英雄與卑劣、歡樂與痛苦的過程。

何謂游牧民族?
另一方面,與我們直覺相反的是,游牧的出現時間遠遠晚於農耕。一萬年以前已經出現了以耕作維生的大型定居人口,而在草原上,水熱條件不足,最早不超過六千年前,才出現了游牧的經濟形式,從此這片廣闊的區域才有較大規模人口在其中生活。

「游牧民族」一詞,指的就是內亞草原的游牧人群(Turkic & Mongolic),統稱「胡」,有時也包括東北亞森林地帶的諸漁獵人群(Tungusic),後者統稱「貉」或「貊」。
這些屬於阿爾泰語系的族群在歷史上建立了以下北方民族政權:

突厥語族(Turkic):匈奴(?)、突厥、高車、鐵勒(薛延佗、回鶻、黠戛斯等)
蒙古語族(Mongolic):烏桓、鮮卑、契丹、蒙古
通古斯語族(Tungusic):肅慎、夫餘、高句麗(?)、渤海、女真、滿洲
*「?」表示在語系中的地位存疑。
(游牧國家都是多部族多語言的高級政治體,不可將建立一個國家的人群視作「一個民族」。)

演講中的羅新教授。(相片由主辦方提供)

漢匈戰爭及其遺產
秦朝的統一和強大,造就了匈奴帝國的崛起,中原與草原在秦漢之際進入頻繁的互動關係。「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這種關係並不天然就是敵對關係,歷史上兩者敵對的時間少於非敵對的時間。

漢匈戰爭嚴重消耗了兩國的實力,但其副產品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效應。一是西域地理大發現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繁榮;二是漢朝向南方推進,將南越等地納入中國版圖。此外,漢朝湧現出一批具有游牧民族氣質的軍事將領,東漢邊防也得到高度發展,持續的邊疆軍事行動甚至成為地方獲得中央財政補助的便捷手段,這一軍事傳統也影響了三國初期的政治格局。

西晉末年,中原人口為躲避北方戰亂與外族統治,開始了大規模南遷。在此之前,江南人口稀少,因為那裡水網縱橫,雖然土地潛力巨大,但是開發難度也很大。經過若干次戰亂和遷徙,長江中下游平原就被精耕細作地開發出來了,江南迅速成為帝國的經濟中心與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中原文明得以向更遠的地方傳播。

再思元清歷史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種種證據表明,中國歷史是網狀演化的複雜過程,不是漢人王朝的線性繼承關係。現在很多人認為「厓山之後無中國」,主張「元清非中國論」,其實是錯誤地將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套用在古代歷史上,使其敘述依附於特定的政治目的。

羅新教授以元朝和明朝的白話詔書為例,展示其政治文化的連續性。

有些人認為明朝奪回了屬於漢人的天下、恢復了漢人的文化。但實際上,元明的政治文化有著高度的連續性,例如明朝的集權專制繼承自元朝,並不見於宋朝。因此,要了解北方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和貢獻,必須以新的目光重新審視蒙元和滿清的歷史。新清史便是一種突破漢民族中心主義的研究路徑,這種研究取向無可避免地在中國引起巨大爭議。

純潔與混雜
歷史與基因交流相類似,都是超大規模、來回往復的網狀演化過程。所謂「純種的漢人」是最荒謬的說法。沒有哪個族群的文化是純的,正如沒有哪個族群的血統是純的,一切都是反覆交流的結果。

羅新教授與團結香港基金中華學社名譽社長張信剛教授。(相片取自主辦方FB專頁)

在聽眾提問環節,張信剛教授和羅新教授提到,漢語中的「哥哥」、「阿哥」其實是來自突厥語和蒙古語的借詞。上古漢語中,「哥」即「歌」,意思是「歌詠」;表達「哥哥」這個義項時,漢語的原生字是「兄」,唐代以前,「哥」字幾乎從未在「家族中同輩的年長男性」的意義上被使用。今天我們依然能觀察到這種古代語言傳播過程的痕跡:維吾爾語中的「哥哥」正是「ئۇكا」(uka)。由此可見,任何企圖虛構出粵語(或任何一種漢語方言)的「純潔性」、「優越性」並使之與現代民族主義相媾合的敘述都是不攻自破的。

編輯結語
漢族和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出中華文明,已是學術界的不刊之論。古時,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為中原儒家帝國的擴張劃定了界限,在其疆域之內,中原王朝始終面臨著由官僚體系導致的週期性衰敗危機。是草原征服王朝注入的力量,不斷地重建中原秩序。也唯有在農牧二元的生產基礎之上建立的胡漢二元帝國,才能在如此廣大的領域維持穩定的統治。從歷史研究中,我們不難看到中原、草原、西域、雪域的互相形塑,並且一種文明的繁榮與生成流變必定源於它的混雜(hybridity)與兼收並蓄。

由於游牧經濟的分散特性,古代的草原游牧民族很少修史,他們的歷史以口傳為主,因此在流傳至今的成文歷史中,他們總是無法獲得應有的地位。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寫道:

「人們書寫歷史,但卻總是從定居者的視角、以單一的國家機器的名義將它寫就,即便他們談到游牧者的時候也可能如此。其中所欠缺的,正是一門游牧學,一部歷史的對立面。」
(On écrit l’histoire, mais on l’a toujours écrite du point de vue des sédentaires, et au nom d’un appareil unitaire d’Etat, au moins possible même quand on parlait de nomades. Ce qui manque, c’est une Nomadologie, le contraire d’une histoire.)

通過游牧話語來對抗民族國家話語僅僅是第一步。「游牧」本身是一個革命的觀念,「游牧的戰爭機器」在過去穿透了龐大的帝國,將自身嵌入王朝的更迭之中,但在全球化不斷加劇的未來,它仍將在世界的深處,策動對國家形態的超越。

講者簡介
羅新,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民族史,專業代表作為《中古北族名號研究》(2009)、《黑氈上的北魏皇帝》(2014)、《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2017),曾在哈佛大學、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研究。

講座完整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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