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下的梵蒂岡

第266任天主教教宗方濟各2013年3月13日上任後才8個多月,已先後獲得美國《時代》雜誌(Time)和「《倡議者》雜誌(Advocacy)選為年度風雲人物。《時代》時任總編輯南希(Nancy)評論指,方濟各上任後「讓教宗拉出了皇宮,走上了街頭」,而更重的是,「世界舞台很少有一位新人能夠如此迅速地引起如此多的關注:無論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忠於他的人還是冷嘲熱諷的人。」

而才兩年半之後,《時代》雜誌2015年9月又以兩期封面故事,評述方濟各擔任教宗以來在全球的影響力,其中9月中的一期,還以《新羅馬帝國》(The New Roman Empire)來形容方濟各領道下的梵蒂岡,更突顯了方濟各在短短的任期內,成功踏出積極步伐,不但將教宗一向予人至高無上的印象放在一邊,訪飢問苦,在監獄為犯人包括穆斯林和少女洗腳,又表示自己「沒有裁判」同性戀者的權利,一改天主教會過去保守形象之餘,更成功穿梭於全球政治,主動為古巴和美國這對半個世紀以來的宿敵帶來和解,另外又在舒緩伊朗的核問題、以及中東、南美洲等各地區問題上,作出重大影響。

至於方濟各在氣候、貧富懸殊、歐洲難民潮等議題,在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以及聯合國70週年大會上發言,都發揮出重大的能量。《時代》雜誌便引述一位美國資深官員說,時任國務卿克里 John Kerry「早已看出方濟各在外交政策上,有極具潛力的能量(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early saw Francis as a potential activist foreign policy Pope」。

方濟各上位後也積極向北京伸出橄欖枝,除了浙江省繼續大力以違障建築的藉口,大肆清折省內的十字架外,雙方一直保持善意關係,方濟各多次發出和解的語調,讓中梵關係的發展,短期即使沒有突破,仍廣受大中華地區基督宗教信仰者的關注。

方濟各(西班牙語:Francisco)本名伯格里奧(Bergoglio),耶穌會士,1936年出生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意大利移民家庭,1969晉鐸(升任神父),1992年獲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為天主教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輔理主教,1998年初成為該教區總主教,並出任阿根廷主教團副主席。到2001年獲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宣布擢陞為樞機,並在梵蒂岡擔任多項要職

繼任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宗本篤16世2013年2月28日因健康問題辭職,成為公元1415年以來首位主動請辭的教宗後,合資格的115位樞機乃於3月12日進行教宗選舉閉門會議,經過5輪投票,樞機團於翌日選出伯格里奧為新任教宗,尊號為Francisco,成為額我略3世以後1200年來,首位不是歐洲出身的教宗,也是天主教史上首位來自美洲與南半球的教宗,以及首位耶穌會出身的教宗。

實際上國際知識界2010年後已逐漸興起宗教與政治的研究課題,當代最具成就的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Habermas、和加拿大的泰勒Charles Taylor,都在這方面作出過深刻解讀。

方濟各2015年3月宣布,2015年12月8日(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瞻禮)至2016年11月20日(耶穌基督君王節)慶祝「非經常性聖年」,並命名為「慈悲禧年」 “Jubilee of Mercy”,似乎也有意透過慈悲、憐憫、仁愛、正義等美德,更積極推動天主教在全球的影響力。

方濟各下的中梵關係

中、梵自1942年建交,戰後梵蒂岡將駐華大使館設於南京。1949中國政權逆轉,教廷繼續留守。但當1951年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政權逐漸穩定,驅逐教會,梵蒂岡也只得放棄當時在大陸已發展接近400年、教徒約有300萬的大陸教區,隨著全球的冷戰格局,將大使館遷往台北。台北與香港和澳門的天主教會,從始成為梵帝岡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橋樑教會。 

屬於耶穌會的教宗方濟各2013年3月上任,與時任國家主席接班僅隔一天,彷彿將為中梵關係帶來新契機。耶穌會自16世紀創會以來,已積極面向中國,作為修會創始人之一的沙勿略‧方濟各(St. Francis Xavier),便一心想進中國卻壯志未酬,1552年病逝於廣東外海的上川島,到這位被喻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過世那年出生的利瑪竇,30年後即1583年明萬曆年間,同樣矢志將福音灑向中國大地,終於有志者事竟成,成為首位成功進入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

耶穌會士與中國的緣份

這正是耶穌會會士的特色,抱持謙卑的信念,卻帶著強烈傳播福音的使命感,方濟各,同樣視提升與中國關係為重要任務。他是首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教宗,作風平易近人被譽為「窮人的教宗」,他破除教廷千年來的繁文縟節,樸素謙卑,教會內都看到他積極改革積弊多時的教會醜聞,至於習近平上任後也以反腐為旗幟,收束權力於一身,卻接受宗教,他1982至85年在河北正定縣歷練時開始讀佛經,夫人彭麗媛是藏傳佛教徒,母親同樣信佛,父親習仲勛也有善待班禪及達賴的紀錄。

近500來天主教耶穌會教士聖方濟‧沙勿略、利瑪竇、教宗方濟各,都積極嘗試將基督宗教福音傳到中國:網上截圖
近500來天主教耶穌會教士沙勿略‧方濟各、利瑪竇、教宗方濟各,都積極嘗試將基督宗教福音傳到中國:網上截圖

回顧方濟各就任後給隔日正式接班的習近平發出賀文,習也給了善意覆函,且教廷也委任曾與越南共產政權在主教委任問題上取得成果的帕洛林(Pietro Parolin)為國務卿,預示在繼續進行的中梵磋商,會採取更務實的路線,使方濟各下的中梵關係,更受矚目。

特別當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在2016年初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北京自2008年與國民黨總統馬英九建立「外交休兵」的默契,因同年被指拒絕接受「一中」原則的民進黨政府在大選中勝出,「外交休兵」的默契戛然而止,中梵建交的傳言,隨即頻頻出現。

中梵關係踏入2016年隱現破冰迹

到是年8月,更出現雙方「破冰」重要訊號。當時梵蒂岡與中國修好的姿態由於擺得極溫和,甚至被指為「叩頭外交」,而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樞機等,也大聲疾呼指梵帝岡不宜與無神論的中共政權建交,但時任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8月初在《公教報》一篇題為《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共融合一》的萬言文章中,透露訊息:中共已願意就中國天主教會的主教任命問題與聖座(教宗)達成諒解,共同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

湯漢並強調雙方同意磋商有一定原則。「一方面既不損害天主教的合一本質與羅馬聖座主教任命權,另一方面也不讓教宗的任命權被視為對中國的干預。」

正如上述,中梵之間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兩年1951年即斷絕往來,但兩國其實自1980年代已恢復接觸。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以來,一些神職人員以反抗殖民主義為名,發起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後來被中共挪用,建制一套獨立於梵蒂岡的中國獨立教會系統,以「一會一團」,即「中國主教教愛國會」與「中國主教團」來控制天主教,並直接隸屬國家宗教局管理,挑戰梵蒂岡的聖統制。

直至1980年代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恢復「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採取控制而非消滅的策略。教廷方面,時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則來自波蘭,對共產極權國家的體驗比較深刻,對於大陸的地下教會採取比較靈活的態度,讓他們「先祝聖、後呈報」,同時對於愛國教會認可的地上教會的諸多非法祝聖主教也較寬容,以延續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這種背景下,雙方1987年開始積極恢復談判。到1999年左右,甚至有傳聞雙方準備建交,教廷時任國務卿蘇達諾主教甚至公開表示,只要北京上午同意,教廷的駐華大使館當天就可以從台北遷到北京。

自1980年代起,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十六世先後都嘗試扣中國大門,卻都無法解開中國對教會的歷史心結:網上截圖。
自198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教宗本篤十六世先後都嘗試扣中國大門,卻都無法解開中國對教會的歷史心結:網上截圖。

若望保祿二世嘗試敲開大陸大門的努力,在外界看來,已到了臨門一腳的階段。唯北京在2000年初雙方談判極為順利之際,突然單方面祝聖主教,並且強迫合法主教(梵蒂岡承認)參加祝聖儀式,讓教廷極為不滿,到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十一國慶日,教廷則為120名中國殉道者封聖,倒過來觸怒北京,中梵關係降至冰點,再度交惡。

若望保祿二世實際上一直被暗指與「蘇東坡」即1989年波蘭共黨垮台起至兩年後蘇聯解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加上2005年接任的本篤十六世作為德國人,本身就非常重視天主教會法典落實在中國的使命,他2007了發表長達50餘頁的《致中國教會信函》,更要求地上地下教會的「共融」,成為北京眼中的基本教義派,兩位教宗都難以取得北京的信任。

中梵就任命主教達成協議不代表必定馬上建交

從教宗方濟開始,卻完全改變了作風。他了解到傳教士在中國人的眼中,經常是跟著列強侵華的後進者,帶著濃厚的侵略味道,因此必須以比較誠懇的態度,方能取得北京的互信。加上雙方各有所求,彼此心結逐漸破冰,全球包括天主教的專家學者,都認為中梵建交,是大勢所趨,只差時機。不過到2016年底,建交時機,並未必馬上成熟。

  1. 梵蒂岡與越南就著主教任命問題早在世紀初已達成協議,被視為「越南模式」,但兩國至2016年仍未正式建交。同樣當本身為天主教聖墓騎士的台灣副總統陳健仁2016年9月訪問教廷,詢問及中梵之間的關係時,陳健仁引述國務卿帕洛林指,中梵之間談的是主教任命的問題,他並沒有指建交問題。而且一般認為中梵建交最大障礙只在主教任命權及中國三自愛國教會的權限,但教廷所考慮的,還包括大陸信友的信仰生活及與地方教會間的關係。
  2. 梵蒂岡內部其實還有非常多反對與中共建交的聲浪。由於主教任命的「越南模式」是教廷提名,執政者圈選,而傳出的對華模式,則是相反,即由政權提名,教廷圈選,像香港樞基陳日君便一度強烈表示,若梵蒂岡以這種方式與中國達成協議,將是「背叛耶穌」,這句說之重量,儼如拿起刀駕在自己的勃子上。
  3. 中共與梵蒂岡建交,會考慮到台灣問題。畢竟梵蒂岡是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也是相較其他中南美及非洲小國唯一具有道德象徵及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北京評估一旦中梵建交,必會將台灣社會的民心推得更遠,因此必須針對台海關係的變化,來決定何時讓教廷與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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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各2015古巴美國行

教宗方濟各下的梵蒂岡

東西方教會千年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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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教會千年破冰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與俄羅斯東正教首牧基里爾(Kirill)擱置千年爭議,在古巴哈瓦那會晤,商討應對基督徒在中東和北非受到的迫害。儘管兩派基督宗教在很多教義上仍存嚴重分歧,尤其是在俄國境內的烏克蘭東方禮天主教團體與俄國正教會關係仍然緊張,但雙方2016年2月12日在哈瓦那國際機場舉行歷史性會晤時,兩人仍表現得非常親切,互相擁抱並以兄弟相稱,感謝天主的旨意,更簽署了聯合聲明,廣被視為是東西基督宗教的千年破冰。

東西基督宗教領袖破冰

由於基里爾與俄國總統普京關係密切,有西方觀點認為兩位宗教領袖的千年會晤,普京是最大贏家,達到了他在世界舞台上突破封鎖的目的,也借助宗教宣揚西方不應敵視俄國。但從天主教的信仰出發,方濟各積極追求搭建橋樑,撤除藩籬,進行教會內「大公」(ecumenical)對話的努力,也符合基督信仰合一的願景。

天主教會近數十年來一直提倡基督徒「合一運動」,教宗方濟各2016年1月26日為「基督徒合一祈禱週」作結時,表示10月將赴瑞典訪問,紀念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500年活動,並為天主教會對基督教會所做過的不義行為道歉,尋求與新教和解。

方濟各和基里爾兩位宗教領袖會會時都表示,希望是次會晤能有助於重建天主所要求的合一,並付諸行動,成有善心人士的希望標記。方濟各這樣形容雙方的聲明:「這是份『牧靈』聲明:兩位主教懷著牧靈之心彼此會晤。我對此感到欣喜。」他之後在古巴並表示,俄羅斯和中國同在他心中,祈禱願隨時動身前往訪問。

天美社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左)與俄羅斯正教會首牧基里爾(右)簽署聯合聲明,肯定雙方同出一源(圖截自天美社)

東西教會分裂歷史

天主教(Catholic Church)、東正教(Orthodox Church)是基督宗教(Christianity)的兩個個主要教派。公元380年,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將天主教定為國教。但死後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部分,東部定都於君士坦丁堡,並另立門戶,奉行承襲希臘文化的東正教,西部教會天主教則以羅馬為中心,承襲拉丁文化。東、西教會文化迴異,加上羅馬教會後來將《聖經》中的聖神,解釋為「聖神從聖父和聖子共發而來」,東正教則認為「聖神從聖父而來」,這場「和子說」的神學分歧促使東、西教會於公元1054年徹底分裂。

東羅馬15世紀末覆亡,君士坦丁堡落入穆斯林後,東正教的權力核心移至俄羅斯,設在基輔的斯拉夫教會自稱「第三羅馬」,之後在16世紀並輾轉遷往莫斯科,成為今天俄羅斯東正教。俄羅斯東正教在沙皇時代等於國教,但到20世紀初蘇聯成立,共產黨既是無神論,俄共時代備受壓迫只是聊備一格。直到蘇聯瓦解後,共黨被拋進垃圾堆,東正教 獲得重生機會,尤其是在普京2000年正式成為總統,掌握俄國大權以後。

俄東正教重生與普京關係匪淺

普京決定恢復帝俄榮耀,並以宗教保護者自居,俄羅斯東正教的信徒人數和影響力,均創歷史新高。東正教在政治上和軍隊中有獨特地 位。每一任總統就職都需要首牧基里爾的祝福,他經常和普京一起上電視演講,許多軍營都有軍中牧者,全國各地都建立屋頂金光閃閃的教堂,普京也經常與首牧一起望彌撒, 全國電視連線報導。

東正教派系林立,與天主教不同,互不隸屬,名義上,伊斯坦堡大主教是首牧,但其教區僅有350萬教友,而俄羅斯則有1.5億之多。

從這種歷史脈絡追溯,東西教會千年對峙格局其實在1964年已結束,當年保祿六世與東正教「普世牧首」阿特那哥拉斯一世會面,承諾彼此不再相互斥為異端,而且之後天主教教宗與君士坦丁堡首牧也保持正常來往。方濟各祝聖為教宗時,君士坦丁堡首牧巴爾托羅穆也應邀在場觀禮。

網上截圖
普京(右)經常與基里爾(左)出席公開場合

但君士坦丁堡教區從教友人數和影響力,牧首只是儀式上具尊貴,實質權力有限,2016年2月12日,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和東正教莫斯科牧首基里爾在古巴會晤,才稱得上是真正意義上雙方權力之尊的首次見面。

方濟各領導的羅馬天主教信眾全球超過12億人,基里爾領導東正教現今正教中最強大教會,信眾達1.5億人。兩大權力核心人物見面,呼籲恢復基督宗教團結,討論的議題涉及政治、社會、宗教和文化,受世界觸目和重視。

 

基里爾主教小檔案

基利爾主教本名為弗拉基米爾‧米哈伊洛維奇‧貢佳耶夫(Vladimir Michajlovič Gundjaev),1946年11月20日出生在俄羅斯一名東正教司鐸的家庭,1969年6月晉鐸,1976年晉牧。他於1979年成為俄羅斯東正教主教會議基督信徒合一委員會的成員, 1991年當選為大總主教。

貢佳耶夫於2009年1月27日當選為莫斯科及全俄羅斯東正教宗主教,同年2月1日舉行就職大典。當時,天主教促進基督信徒合一委員會主席卡斯珀(Walter Kasper)樞機也代表教宗方濟各出席了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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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濟各2015古巴美國行

教宗方濟各2015年9月先後訪問古巴和美國,然後探訪聯合國總部。梵蒂岡持續穿梭在古巴和美國這兩個已交惡超過半世紀的國家之中,為建設和平,作出努力,但當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楚2014年12月17日共同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時,更特別肯定了教宗方濟各為兩國和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古巴1959年革命後,與美國關係大幅惡化,兩國不但斷絕了外交關係,古巴將美國在當地的公司財產全部收歸國有,美國則對古巴保持長期禁運,期間還發生了古巴導彈危機,美國曾聲言,在古巴人權未獲得顯著改善前,會持續實施禁運。東歐發生了1989年的系列革命後,包括聯合國大會在內的數個組織一致公開呼籲美國停止這項已持續數十年的經濟制裁措施,但美國和古巴均不為所動。

前任教宗若望23世教宗曾發表訊息,促使兩國避免戰事,若望‧保祿2世和本篤16世也訪問過這兩個國家,但直至教宗方濟各居間牽線,兩個領袖終於共同宣布兩國關係正常化。

根據2015年9月17日出版的《時代》雜誌披露,方濟各在2014年8月派遣了古巴夏灣拿教區樞機,將他的親筆信函先後交給勞爾和奧巴馬,兩個月之後,兩國又接受方濟各的邀請,分別派出官員前往梵蒂岡進行了5個小時的密談,讓雙方找出共識點、相遇點,協助雙方跨越差距,並達成了復交的共識。

《時代》分析,教宗的信函成為了兩國和解可能造成代價的墊鋪,對於奧巴馬,方濟各宗教色彩以及廣受歡迎的形象,讓他可以更明正言順的,與無神論的社會主義國家古巴達成共識,對於勞爾,方濟各作為拉丁美洲人士,更保證了他的可靠性。

接受新聞界訪問談及梵蒂岡在其中扮演角色時,方濟各一如他一貫的謙遜說:「我不斷思索,怎樣才能為這兩個關係糟透的國度做些甚麼?天主讓我想起了一位樞機,然後便請他在兩國分別討論,我們很難做到甚麼,我們只的,只是雞毛蒜皮的小事。」

這件小事,對全球來說,卻是重大歷史事件,方濟各在2015年9月,便以慈悲信徒的身份,前往古巴及美國,展開歷史性的牧靈訪問,為當地人民及教會,帶來仁愛、和平,與希望的訊息,並成為在美國參眾兩會發表演說的首位教宗,之後再到聯合國大會發表的歷史性講話,及訪問了費城世界家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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