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了，終於有機會一看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短篇小說集，其中一篇「我們看菊花去」講述作者三姐患上精神分裂症，作者怎樣哄三姐到台大醫院精神科，途中作者哄她去看菊花展，作者三姐的記憶和言語有一搭，沒一搭的，三姐就在途中，還深深記掛她的貓兒「咪咪」，作者還要騙她買魚給牠，可見對「咪咪」形成不可磨滅的烙印。印象最深的，是開首作者和他母親的對話，才令我動容，母親說，爸爸跟你講過了，作者只是輕輕帶過，當時母親在收拾三姐的衣服，作者母親一向有失眠，作者寫出母親從摺疊衣服時，動作顫抖，反映作者母親因三姐患上精神分裂症，所帶來的壓力。
當作者主動問﹕「你要見她嗎﹖」母親有所猶豫，先是想見，跟著又說不見，我想母親心中想見的，但怕不捨，又覺得精神病始終都醫治的，心情是矛盾的。
縱觀香港，對於精神病患者的支援嚴重不足，這和風氣有關，假如在你區裡有精神病支援中心，居民的想法會怎樣，通常都是抗拒的。
精神病患者自己，通常都是諱疾忌醫的，可能礙於家人的壓力，鄰居及周圍的對病者的白眼與歧視，傳媒對病者舖天蓋地的報導，無論正面或負面，或多或少也給病者及家人帶來無形壓力，令他停止服藥或覆診。
我想起我有一位朋友，也是精神病支援中心工作，這不能說很偉大，但當看無數關於精神病患者新聞，我會覺得精神病患者固然痛苦，他們的家人的壓力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