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採訪與寫作

記者使命

堂上討論後藤健二事件,並由記者榮辱看新聞記者使命,以下是部分同學的感言:
狄雨晴

聽到噩耗,感到遺憾和惋惜,世上又少了一個心懷正義的記者戰士。戰地記者必會擔當風險,但為了異族貧民的未來而付出生命,他的精神,將會永存。

後藤為了真實地呈現戰地的實況,幫助別國的弱勢群體發聲並期待能有所改善,最終獻出生命。相比之下,部分港報記者與其有著差距。身為記者而受利益或壓力所影響,未完全真實反應現實,而只待出糧,使得新聞真實性下降。

我認為,作為記者,應該有著還原真實性的正義感和責任心,作為大眾的眼睛還原事實。為社會的弱勢群體發聲,幫助社會進行公平的分配。雖然會有社會的壓力,但一定不能丟掉真實性原則,盡力在評論中宣傳正義,不應成為別人的宣傳工具,而失去自己的思維。

 

陳惠玲

後藤健二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折磨,終在殘忍的手法下被殺害,他無私的精神,堅守的理念隨着他的遇害而彰顯於眾人的眼前,更令一眾記者作出了反思,究竟在新聞自由,言論愈加受壓制的香港,後藤健二這種充滿對社會的負責感,同情心的精神可否在香港真正的實現。

身處香港,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的新聞精神不斷扭曲,從前在大家的眼中,記者是一份可伸張正義,為社會弱勢發聲的職業,但現在卻淪為只關注黃賭毒為主,不少報章更是以低俗為賣點,可悲的是,這些報章成了香港的主流,不少人批評香港記者的水準不斷下降,確實有不少記者屈服在生活的壓力下,放棄當初的理想,但更需批評的是香港整個的氣候,若沒有對這種娛樂性報導的需求,以此為賣點的報章才可取得成功,因此這是一個雙向的關係,我們不停討論香港記者要怎樣做,要堅守記者的使命,但這些都是紙上談兵,我們不是記者,不會了解他們的壓力,需要做的是雙方的改變,改變社會對報章的口味,記者可做的是在自己的能力下堅守信念,若不能,也要減少做一些不合理之事。

後藤之事確令不少人信服,重新看待記者的工作,不是每個人都有捨己的精神,但在能力的範圍下,共同維護社會公義是每個人都可做到的。

 

顏燕婷

就後藤健二被殺事件,令我反覆思考香港新聞界的位置,我很佩服這個日本戰地記者,他以筆作劍去寫出第三世界的人如何受戰爭影響,以最真誠的心記下真實事件。然而,反思今日香港的新聞從業員,他們或為保職位,大多都順從了報社老闆的取向,害怕提及敏感的話題,特別是涉及商界政界要員的事情。我認為作為一個記者,正義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無畏無懼地寫下事實,才能令人民看清這個社會,使我們能夠更懂得愛這個世界。

 

張芷晴
昨日下午,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公開發放處決日本人質後藤健二的片段。四十七

歲的後藤健二,是一名於衝突地區(敘利亞及伊拉克)工作的攝影師及記者,他在二十年間著了五本書,而勇敢的背後只是為了讓世人看見世界另一面的真相。

反觀香港的傳媒,已不如以往的全盛時期般無懼、敢言,許多是為了明哲保身而隱瞞事實。甚或,偏重於色情、暴力的報導愈來愈多,似乎增加銷量是現在普遍傳媒最重要的目的。如今成為記者的本意是否已經變質?從前追求的真理、不偏不倚,究竟在何時開始被人的貪婪怕事所埋沒?面對政府及中央的壓力,傳媒選擇繼續報導,不過是報導事實的一部分,過量的語言藝術在後藤健二此事中更顯得諷刺。後藤努力揭示難民的真實生活苦況,即使有被恐怖組織殺害的威脅,亦阻礙不了記者追求真相的理想。

儘管香港傳媒沒有生死存亡的擔心,他們比後藤更懦弱。在伊斯蘭國處決後藤的事對比下,香港傳媒的理想彷彿已經進入夕陽時期,盼望他們有日能再揭露事實全部,保障市民的知情權,勿忘本心。

 

吳靜怡

後藤健二是積極報道戰地兒童的獨立新聞人。他畢業與日本的政法大學,卻自願成為一名戰地記者。之前並非沒有過日本人成為人質的事情發生,但是日本人總會認為他們是「自找的」,并不會給予太多同情。但這次,后藤的事情卻引來了日本民眾「如潮水般的同情」。我想,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後藤有身為新聞人的使命感吧。他曾經表示,戰亂、難民、貧困、艾滋病、兒童教育都是他關注所在。羅素說過,有三種簡單而強烈的感情支配了我的一生:對愛情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類困難不可抑制的悲憫。這「對人類困難不可抑制的悲憫」我想應該是現今新聞人最應該注重的品質吧。當今新聞,總是以「人們想看的新聞」優先,可「人們應該看的新聞」卻被拋諸腦後。市場上氾濫的花邊新聞源源不斷的侵略著大眾,可是真正有營養的血液卻注入得越來越少。後藤說:比起磚石我很想要和平。我說:比起磚石,我更想要新聞人擁有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