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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回憶一代抗戰報人

【本網訊】大公報創刊113周年,舉行了「一份報紙的抗戰」論壇,作為主禮嘉賓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致辭時,表示報紙是報人造就的,是報人人格的體現。抗戰期間的《大公報》,從全國四面八方,吸納了大批才識過人、立場堅定、目光遠大的愛國知識分子和活動家。他們對新聞事業充滿熱誠,不倦不休。

他稱當時的《大公報》不但面向全國,而且胸懷全球,視野沒有局限於中國戰場。領導報社的張季鸞、胡政之以及一同接手營辦新記《大公報》的吳鼎昌,都曾留學日本,知日最深。加上後來加入的李純青等,使《大公報》的抗日輿論不流於情緒鼓動,而不乏鞭闢入裡的分析。

 

多位特區主要官員亦有到場(麥尚旻攝)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於論壇上致辭時,憶述抗戰時代老報人的點滴。(麥尚旻攝)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致辭(原文):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由之回顧過去大半個世紀,可資紀念、思考的事情很多。作為曾經在《大公報》長時間工作過的一員,我有幸從前輩的言傳身教中,認識這份報紙在抗戰那一段歷史中可歌可泣的表現,以及在這過程中鑄造的寶貴精神。

讓我先講一個小故事,是香港《文匯報》已故攝影記者劉柱平先生生前告訴我的。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個新聞界訪問團到桂林訪問。一天劉柱平正在午休,朦朧中被喚醒,原來是《大公報》副總編陳凡先生要他一同到《大公報》桂林館的舊址拍幾張照片。陳凡是在桂林進《大公報》的,日軍南下,桂林館撤銷了,並被焚毀了。陳凡拉着劉柱平跑了好幾處地方,時值盛夏,烈日當空,兩人都滿頭大汗。

劉柱平回到下榻的旅館一看攝影機,不禁叫苦,原來他午睡起來,匆忙中沒有給攝影機裝上膠卷。後來陳凡向劉討照片,劉說: 「天氣太熱,膠卷熔掉了。」如果當年有數碼相機,劉柱平就不用那麼尷尬了。

我講這個故事,沒有其他意思,只是從中看到陳凡先生對桂林館的深情。

我有幸認識多位於抗戰期間參加《大公報》工作的前輩。他們在不同地方加入報館,然後跟隨着報館南北播遷,磨礪不斷,信守不渝。

例如副社長李俠文、馬廷棟。他們是在香港館加入報社工作的。日軍攻佔香港,港館關閉,俠老到桂林、重慶等館工作過。馬公曾駐英。寫過日本投降儀式著名通訊 《落日》的朱啟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又回到香港報社,再成為我們的同事。我又有幸見過徐鑄成、呂德潤、季崇威、張蓬舟、王文彬;在費彝民社長引領下,我在北京見過徐盈、彭子岡等人。我又在美國見過梁厚甫。

從他們的言傳身教中,我見識到《大公報》這一代抗戰報人的風骨。報紙是報人造就的,是報人人格的體現。抗戰期間的《大公報》,從全國四面八方,吸納了大批才識過人、立場堅定、目光遠大的愛國知識分子和活動家。他們對新聞事業充滿熱誠,不倦不休。這張報對我的吸引力,也就是他們的人格對我的吸引力。

在我的眼中,這一代報人有幾個特點:第一,時刻胸懷國家大事。陳凡的一首詞提到自己: 「消息長年一線牽,醒也情牽,夢也情牽。」俠老一九四一年九月九日悼念張季鸞先生的文章裡講到:先生「口所談為國事,心所在即為國家,每聞國內外傳來一好消息,則眉飛色舞,欣欣相告;聞前方失一據點,則又默然寡歡,終日不發一語」。

第二,對事業敬誠,關一館、開一館,不屈不撓。報社領導有一句話,說「事業向前,個人後退」,不以辦報為私產,由是得以吸引各方仁人志士共赴國難。胡政之就抗日的決心說過:「不惜犧牲營業,拋棄財產,擎起一支禿筆,天南地北,播遷流離地巡迴辦報,和日閥撕拚。」

第三,對前輩的敬重和對後進的關懷。俠老等人十分推崇上一輩兩位負責人張季鸞、胡政之,經常講張胡二人的學問文采、雄才大略,說他們待人以誠,執事以敬。對於年輕同事,則殷殷期望、切切扶持,相信這是因為對報社以至對國家未來的期望。

由於館內同人的這些特點,《大公報》在激盪全國的抗日戰爭洪流中,盡顯時代先鋒、輿論先鋒本色,激勵國人團結一致抗敵救國,因而受到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愛戴。《大公報》又以出色的報道、練達的文風和凜然的氣節吸引了一大批優秀人士加盟,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卓越的人才。

由於這份報紙的鮮明愛國旗幟,多位曾經投入抗戰行動的先輩如楊奇、潘江偉、黃克夫、黎裘等,後來都在不同時候加入《大公報》工作。

我思考和對比《大公報》不同時期的表現,想到,它在抗戰這一段之所以特別名聲顯赫,主要在於回應了歷史大背景。在內,當時國共之爭未有分曉,而在外,日寇鐵蹄已肆虐於長城內外,《大公報》不得不早為之計,作好了逐步撤館的部署,以長期周旋。《大公報》順應自強不息、共禦外敵的國情民意,以不黨不私的姿態,高揚民族團結抗戰的旗幟,於是能代表國內知識界,集結各方精英,發出得到全國共鳴的強音。

當時的《大公報》不但面向全國,而且胸懷全球,視野沒有局限於中國戰場。領導報社的張季鸞、胡政之以及一同接手營辦新記《大公報》的吳鼎昌,都曾留學日本,知日最深。加上後來加入的李純青等,使《大公報》的抗日輿論不流於情緒鼓動,而不乏鞭闢入裡的分析。《大公報》非常重視當時席捲全球的反法西斯戰爭,向歐洲和太平洋戰場都派出了與美英等同盟軍一起進退的隨軍記者,因而出現了這樣的佳話:分隨美英軍艦的朱啟平、黎秀石兩位《大公報》記者,在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不期而遇,一同見證了日軍投降的儀式。

所以,一份報紙的抗戰,它的底氣和力量,決不只是來自《大公報》幾家分館,決不只是來自其中的若干支健筆,而其實是在思想輿論上代表了全國上下同仇敵愾的抗戰要求。中國現代報業的歷史不長。過百年的辦報歷史和經驗,是《大公報》非常珍貴的資產,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珍貴資產。希望大家都珍惜它,讓它有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