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新聞

報章社評節錄5.27

《蘋果日報》

777的「大大話」
林鄭跟賣港保皇黨眾口一詞稱黨安法「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會做這些違法犯罪行為的分子……保障的是絕大多數奉公守法、愛好和平的香港市民,他們會依法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及生命財產的保障。」強國憲法保障的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絕不比任何國家少。可是14億人到底「依法」享有多少「基本權利和自由」?一國一制、黨安法治下,750萬人又能「依法」享有多少「基本權利和自由」?若然違法違憲實施黨安法的目的只是針對「極少數」不法之徒,香港三萬之眾「忠誠勇毅」的警隊難道也對付不來?林鄭叫香港人對黨安法放心,此又豈非「大大話」哉!

《東方日報》

國歌法勢在必行 反對派徒勞無功
香港人國家觀念薄弱,是歷史遺留問題,也是教育失敗的後果。特區政府廿三年來有負中央所託,積累民怨,又縱暴容亂,佔中搞手包括黎智英在內三十九人五年來逍遙法外,繼續散播反中亂港意識,導致反修例暴潮爆發,特區陷入失控局面,中央強硬出手,「港版國安法」如箭在弦,最快兩三個月後正式在港實行,漢奸洋奴及暴徒將無一幸免。反對派發起今天包圍立法會、堵塞主要幹道、罷課及罷工等激烈示威,與其說是為了對付《國歌法》,實際是預演未來激烈抗議「港版國安法」的行動。

《明報》

公僕凍薪以退為進 共渡時艱不應取巧
參考私人機構薪酬趨勢調整公僕薪酬,本質應該是一種「可加可減」機制,經濟好景時要求跟隨私人機構加薪幅度,經濟逆景時則要求暫停薪酬趨勢調查、等待經濟好轉重新計數,等於要保證薪酬「有加無減」,予人輸打贏要之感,看在其他打工仔眼裏亦難言公道。比起中高級公務員,低級基層公務員薪酬有限,「疫境」下公務員應該凍薪還是減薪,可以視乎不同級別及經濟財政狀况,從長計議,然而凍薪還凍薪,薪酬調查還薪酬調查,兩者應該分開處理,不應將凍薪及暫停薪酬調查掛鈎,一旦有可能對薪酬不利便叫停調查,做法未免兒戲。

《經濟日報》

政客雙重標準挑機 港府須解港人疑慮
港區國安法是新生事物,暫時細節欠奉,港人和外資有所疑慮,絕對可以理解。中央須盡快公布細節,哪些行為和活動屬於被禁止的範疇?如何執行?好讓大家盡快了解,並可公開表達意見,同時盡量汲取理性務實、希望香港及國家繁榮及安定發展的港人意見。
港人最擔心在國安法落實後,言論、新聞、集會、遊行自由可能受到限制,中央和港府須做好解釋工作,國安法禁止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4大範疇,只針對少數與香港為敵的人,只要大家守法,愛護香港,又何足懼!

《信報》

美國冷戰思維恐導致核武競賽
鬥軍備乃制衡遊戲,美軍如果恢復核試,後果非同小可,三國限制核武協議未必能夠達成之餘,卻有機會造成新一輪的核武競賽,中國和俄羅斯固然不甘落後而爭相核試,連帶北韓幾可肯定不再遵守棄核承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憧憬付諸流水。值得咀嚼的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近日主持勞動黨中央軍委會會議,提出新軍事政策,要求加強北韓核戰威懾力,大幅提高人民軍炮兵火力,下令戰略武裝部隊處於高度戒備。北韓朝中社沒有提及會議舉行日期,南韓韓聯社聲稱會議在過去數天召開,意味着金正恩要求加強核戰威懾力可能是衝着美軍討論恢復核試而來。

《大公報》

國安法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市場對國安法的反應,積極而正面。坊間流傳的觸發大規模走資潮並未出現,港匯近日反而抽高,繼續觸發強方兌換保證範圍,令謠言不攻自破。財經界權威人士指出,隨着更多中概股回到香港上市,反而會有更多資金流入。其實,香港是自由市場,資金流出及流入都是正常現象。過去十二年間,資金流入約一萬億港元,流出的不足一千四百億,隨着國安法的設立,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只會加強,不會削弱。

《文匯報》

盡責盡力聚民意 夯實支持國安立法民意基礎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工商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順利訂立港區國安法,工商界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眾多本港工商界人士認為,港區國安法能讓香港社會回復平安,讓「一國兩制」成功實施,繼續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長實集團主席李澤鉅期望,港區國安法能穩定香港局勢,恢復社會及經濟活動的正常運作。未來的立法工作中,工商界人士應主動向本港以及海外工商界進一步解釋,中央就香港維護國安立法,消除法治不明朗因素,有利恢復香港良好的法治和營商環境,並應以實際行動顯示投資香港的信心,吸引投資者、人才繼續來港創業創富。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stralia and China should seek common ground, not conflict
Beijing was bound to perceive a political agenda and conte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s strategic ally, was behind the push. Soon after, trade disputes ov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came to the 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nt ahead with long-planned anti-dumping action against Australian barley imports by imposing 80.5 per cent tariffs, and the products of four meat processing plants were again banned for failing compliance issues, among them mislab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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