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吳蔚婷
新高中學制已實施多年，對本地學生而言，中學文憑試文中文科一向是「死亡之卷」，不少本地學生因敗於中文科而失去大學入場券。對少數族裔學生而言，中文科雖難，但不一定「致死」，因為他們可以參加程度較淺的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中文科考試，或修讀「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科，並以相關成績報讀大學。真正的「死亡之卷」是通識科，因為通識科是核心科目，考生必須在文憑試考取至少二級，才能有資格入讀大學。
土生土長的應屆南亞裔文憑試考生Hajrah，是柴灣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學生，自言「懂得聽和講廣東話，但閱寫能力則較差」，應考通識科時「感到吃力」，相信難以取得滿意的成績。關注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認為，如要解決非華語學生應考通識科的困難，政府應先幫助學生學好中文，並檢討融合教育在部份學校反而成為學習中文障礙的問題。
17歲的Hajrah，生於香港。雖然土生土長，但中文讀寫能力不佳，答題時常寫單字和短句，例如：「我同意這個議題。」但通識科需要用文章形式作答，Hajrah要以完整句子作答比較困難，往往要花5至10分鐘思考才能下筆。雖然努力嘗試，但答案的結構仍然鬆散，老師難以明白內容，Hajrah自言要在通識科考試中取得滿意的成績困難重重。
Hajrah深知自己的中文成績未能追上本地學生水平，一度想報讀大型補習社的通識班，希望能提升語文技巧和成績，但Hajrah一家收入不多，沒有餘錢讓她出外補習。而家人教育水平不高，又不懂閱讀中文，在家中也難以培養通識思維。
除了語文的障礙外，Hajrah指通識科單元繁多，也是一大困難。「我們（南亞裔學生）對部份議題不感興趣，例如中國和國際議題。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較少接觸相關議題，較少留意中國和國際時事。而且我們大多數人都早婚，大約十多歲就會回鄉結婚，所以我們大部分只對戀愛和婚姻的議題感興趣。但通識科共有6個議題（即單元），溫習時要兼顧各議題，需要看書本和筆記，要花很長時間。」
Hajrah的通識科老師馮逸麟表示，通識科有6個單元，分別為：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他的學生甚少看中國內地、香港和國際新聞，所以對相關議題認識較淺，溫習時便顯得有點無從入手。而每個單元的書本均有三四百頁，扣除暑假後，上課時間只有兩年多，時間十分緊湊，老師沒可能教授所有內容，學生亦難以在兩年半內熟悉所有議題。為此，他和其他任教通識科的老師重新編寫教學內容和筆記，於課堂上作重點教學，希望可以令學生更易明白議題的重點。他也會在課堂上以一些趣事、短片、漫畫作切入點，吸引學生注意力。
馮老師又指出，通識科除了講求對議題的熟悉程度外，亦講求對世界的認識，學校會不定期與非政府組織舉辦交流團和課外活動，例如內地交流團和話劇活動等，希望讓學生知道書本以外的世界，但因部分學生的家庭收入有限，未能應付交流團費用，錯失認識外界的機會。他建議政府繼續發放關愛基金，讓少數族裔學生能夠有機會接觸書本以外的世界。
針對學生作答能力較弱，馮老師也調節了教授內容，「任教Band 1名校的老師可能只需要教授通識科的內容，但我就要教授更多作答技巧，例如：如何用簡潔、易明的句子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自己不懂的字詞，務求他們能夠在作答時能夠『我手寫我心』。」
融樂會註冊主任卓文寶得悉Hajrah的個案後表示，根據教育局的數據，2014年有568名非華語學生報考文憑試，但只有70人，即13%獲八大取錄。如要解決非華語學生應考通識科的困難，政府須先著手解決他們學習中文的問題。通識科問題解決後，才可以提升他們入讀大學的人數。
卓文寶指出，現時中文學習制度專為土生土長的華人學生而設，評核內容是基於母語發展的能力。教育局應考慮非華語學生的需要，由第二語言角度出發，調整設計現行的教育制度，而評核內容亦不應只集中在分析文章的能力。教育局也可參考加拿大的例子，安排新移居本港的非華語學生先入讀適應班，再根據能力和需要，分配到適合的主流學校。至於非政府組織可以繼續提供功課輔導班，助他們解決功課上的困難。
卓文寶又表示，政府提倡的融合教育已變成南亞裔等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一大障礙。她以Hajrah就讀的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為例，指出該校有八九成學生屬南亞裔，僅少數土生土長本地學生，學生比例不均，減低南亞裔學生接觸中文的機會。另外，不少南亞裔學生的家長，知道自己子女的中文水平較低，挑選學校時往往只會選擇英文中學和指定南亞裔學生的學校，反而使子女學習中文的機會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