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奪命書生
香港電台7月3日的報導，李嘉誠先生在汕頭大學畢業禮上，與傳媒茶聚時提到：「大學係一個政治最敏感嘅地方。」的確如是，當今有識之士皆深明白，古時對世道政事憤慨、卻深歸山林作隱士之「狷」道，實不可取。大隱隱於市的「中庸」，反而左右做人難，尤其在啟蒙、現代化、種種革命後的今天，人自己定下命運，決不由他人掌握，令社會聲音尖銳、意見沸騰，中立之輩不得不「被」沉默、「被」代表。大學中社會科學、哲學等學科對習以為常的事物大力批判，該些學生擁有強健思維、自由意志。但他們萬一行動起來，就成了政府或各大機構施政、行政的絆腳石，又有主見、又會行動的人，如此走上了「狂」者之道。大學成就的「狂」，讓人不甘心受擺佈、憤而反抗，最終惹起當權者不滿，銳意伸手整頓，大學頓時由輸出勇士的陣營，轉為內外勢力混戰的力場。也許李先生深感學生年紀尚小，經歷太多亂事，畢竟有礙日後立身社會，因此寧願國家派人管治，還大學、政府一個安寧。
李先生說的「政治最敏感」，如此理解下，只指涉「宏觀政治」。若以他的說話套以與之相反的「微觀政治」作理解，亦未嘗沒有不合理之意，反更突顯大學這一個曉以批判之地，竟成為可被批判的對象。在續寫下去之前，必須表明：下文僅利用某些學術觀點，加以講述，決不為針對某個體而妄加批評。而事件孰是孰非，或該取用哪些價值觀加以判斷，以上皆不會在下文探討。
剛才借李先生的話，引伸出「大學的微觀政治」的原由，是緣自今天下午時分，與一眾人到大學公共地方用餐時，因玩橋牌卻遭保安禁止玩啤牌而起。「這有可能是賭博」、「橋牌不是賭錢的遊戲」等等合理化某方行使自己的權利的說法，在此一概不採用。反而先講在公共空間內的微觀政治，以及影響「公共性」的維度。公共性，英文為publicness，旨在說明一空間「有多公共，或有多不公共」的比較概念，講求的是公民作為空間使用者，甚麼程度上受到擁有者、管理者、設計者等突發或預設、直接或間接的約束或管治。有五個維度可以被歸納為判斷公共性的指標，包括：擁有權(ownership)、控制(control)、物理配置(physical configuration)、活動(animation)、以及文明(civility)。當中又以擁有權及控制代表「控制權力」(power-over)，活動及文明則代表「行使權力」(power-to)，而物理配置可同時代表兩者。
當時的公共地方有足夠及合適的空間讓我們玩橋牌，所以物理配置上容許「行使權力」。相反，由於被設計成無視線或聲音阻隔的空間，保安或其他使用者可對我們的行為進行監察，因此物理配置上存在著「控制權力」。大概這未必與其他同類型公共地方有太大分別，就以往我們沒有被禁止玩橋牌的情況，更沒有影響他人的使用條件或導致公物凌亂或損毀，因而在使用者的「行使權力」，即包括活動及文明，是具有相當高的保證，以下不加贅述。「控制權力」方面，由於普遍使用者對公共地方的自覺，平時並沒有擁有權或控制的干涉。唯獨今天，也許正值面試日，擁有者(校方)指示保安加強維護(建構)校園正面形象。而我們——進行一般情況下的活動——卻成為被規管的對象；擁有權及控制在此校外人士到訪時刻突然提升。(備註：因原本所在的樓層被用作面試場地，因此前往沒有標示被征用、樓層較高的公共空間)
原本以為不過份、不影響他人或環境的行動，應可被一般情況下高公共性的那個公共空間容許的。從一個特別情況可見，高公共性並非是必然的，只是作為管理者的一方未行使自己的控制權力，在他們認為「應該」的時刻，則可降低公共性，在「微觀政治」的天秤中，管理者與使用者不是平等，他們總有一手好牌，可殺人一個措手不及；雙方只會不停拉鋸，試探對方對公共性的底線，不過管理者可更積極及進取而已。
好不敏感的大學，只以「默許」(tacit consent)的方式判斷已進入其範圍的使用者應有何種權利，想當然是正常。但在此前公佈一份明確守則，讓人有規矩可依、可議，管理者亦自當維護使用者權利、不強加規則於他人，即可添上一層民主管治的威信，豈不妙哉？
